【导读】一个国家贫穷的根源，是因为无法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实现规模化大生产。但规模化大生产并非0-1的技术发明问题，而是1-100的市场应用问题：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只有依赖规模化大市场才有利可图。然而“市场”是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市场赖以横空出世的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都是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的产物。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基础设施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物流的规模、方向与速度。

  文章原标题为《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培育市场？——英国“工业革命”的底层逻辑》，原载于《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期刊号10-2031/F0）。

  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是近代中、西方大分流的界碑。但工业革命为什么爆发在18-19世纪的欧洲，而不在古代科技曾遥遥领先的中国？在欧洲诸国中，为什么爆发在边陲岛国英国，而不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也不在率先开启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不在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开明的欧洲金融中心荷兰？

  无论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哈耶克自发演化的市场秩序理论，还是阿西莫格鲁基于“包容性-攫取性”二分法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这些流行理论也无法回答日本为什么能够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天皇绝对君主制而迅速崛起？为什么采纳计划经济模式的东欧国家能够迅速工业化，却又需要面临市场化改革的危机？为什么在诸多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只有中国异军突起成为制造业强国？

  以上这些问题都应该还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里加以讨论和回答。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刻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球性影响的《棉花帝国》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国家实施工业化的基本动机：

  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工业化对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战略价值，而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不可能充分理解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国家的行为逻辑。

  从贝克特这个方面来看待欧洲历史上驱动工业化背后的国家力量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便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纯粹的内部事务，而是在强敌环绕的国际环境中一定要进行的战略博弈，因此一国的经济发展也必然受到其他几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句话，工业化不可能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与哈耶克“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反而是国家力量有效主导并利用市场之间的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已经爬上制造业食物链顶端的国家具有着强烈动机向其他几个国家推行“自由贸易”，因为这样便能更加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工业品市场，而将其他几个国家变成自己的农业基地和获取高科技垄断利润的对象。

  因此，流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意识到西方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强权优先于利润。无论这两个领域如何亲密地相互渗透，终究是由战争决定商业的法则。”[2]

  正如马克思曾精辟指出的：“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3]马克思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说道：“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4]

  由于大工业与军事工业紧密关联，而军事工业都是重工业，因此19世纪欧洲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便不可能完全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而更是国家意志推动的产物，是政府一系列工业政策导向的结果。

  资料图：1863年入役的英国皇家海军蒸汽铁甲护卫舰“勇士号”，该舰为世界上早采用铁甲船壳的军舰

  有了这个“国家竞争”与制造业“跨国博弈”的视角，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就容易理解了。

  英国工业革命背后这一个国家博弈的底层逻辑，也能解释为什么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盲目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向西方国家开放了市场以后，仍旧没办法复制工业革命，而中国却能够在违背几乎所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情况下，凭借改革开放前30年计划经济打下的“国家能力”基础，在改革开放引进市场之间的竞争后异军突起成为超级“世界工厂”。并且也能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基于“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失败。因为这类药方摧毁了俄罗斯的国家能力，而这一个国家能力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十分关键。

  换句话说，工业化或者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不仅是市场与交易，还需要能够创造“市场”和“市场交易平台”的国家力量。

  但是，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指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却导致了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的瓦解，从而使得“市场”本身不也许会出现。因为“市场”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和大量公共部门的参与才能打造。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在一夜之间摧毁了苏联的国家力量与公共部门，因此就不可能在苏联打造出“市场”这个最基本的公共品，从而也就不会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那样爆发出惊人的市场经济繁荣。换句话说，俄罗斯在引进市场化改革以后，急于模仿建立西方的制度，而这些看似先进的外来“制度”并不能产生“市场”这个使得无数公司能够“唱戏”的平台，因为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平台的国家力量已经不存在了。这应验了中国民间的俗语：“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要想富，先修路。”

  下面我们按照“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这个方法论来分析英国工业革命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而让我们理解政府在创造市场这个公共品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关键是需要揭示，流行的关于工业革命的“市场”叙事，与实际的工业化历史大相径庭。

  “在光荣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具有强大榨取功能的财政体系，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二是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上异常缺乏对如此高强度的财政征收的抵抗。” [5]

  英国光荣革命的最大价值，在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的彻底完成（而都铎王朝只是完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尤其是与意大利城邦和荷兰联省共和国相比，从此以后英国军事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能获得进一步强化和金融支持，参与欧洲大国竞争的国家意志更强大，不因为改朝换代或者王室的宗教立场而轻易改变。光荣革命意味着“中央集权在1688年之前只是偶尔可得，但在此之后就是永远可得了。”[6]

  换句话说，光荣革命使得政府在利用产业政策干预国家经济方面变得更专制和强权了。例如，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开始大幅度提高税率。而且，出于保护本国纺织产业的目的，对进口施加了更严格的管制和禁令。1700年，英国禁止了进口质量更好的印度棉织品（白棉布），从实质上起到了保护本国脆弱的棉纺工业的作用。[7]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规定：在英国穿亚洲丝绸和棉布都是违法的。为了进一步保护英国的毛纺织工业，1721年的《印花棉布法案》规定：“1722年12月25日之后，在大英帝国的任何人因任何原因穿戴任何进口染色棉纺布料都是违法的。”

  但是，当英国政府意识到棉纺织工业对于贸易和国家兴旺的重大意义之后，它又改变限制，并在1736年通过了《曼彻斯特法案》。《曼彻斯特法案》对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式大规模生产都至关重要。作为另一个例子，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通过的各种《航海条例》，并没有因光荣革命而有丝毫削弱，甚至没有受到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口号的冲击，仍然沿用了近两百年之久。这些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全球贸易垄断地位，禁止外国船只向英国及其殖民地输入制造业成品。

  相比之下，意大利是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远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包容、民主和自由，但是工业革命并没有诞生在任何意大利城邦国家。相反，到了文艺复兴好几百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仍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其原因并非在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不如英国包容，也并非在于意大利的天主教不如英国的新教理性，而是在于分裂成众多微小城邦国家的意大利没有能完成国家统一，因此没有能够形成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海军力量参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全球殖民掠夺和资本积累的“盛宴”。

  荷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也远比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包容”和“自由”，私有产权保护也不比英国差，甚至更好。在马克思看来，荷兰“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8]，也是新教国家。荷兰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实现“君主立宪”之前，就已经采纳了更为先进的共和联邦制度，比美国还要早一二百年，而且英国的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是从荷兰学习模仿来的。在17世纪英国发动三次英荷战争使得君主制的英国超越共和制的荷兰之前，荷兰是欧洲公认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它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同时期的英国更能吸引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异教徒与和能工巧匠。但荷兰既不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荷兰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后一百年才开始复制了这场早已普及欧洲大地的制造业革命，远远落在法国、德国等其它欧洲列强之后。为什么？不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与私有产权制度比荷兰先进和特殊，而是因为英国培育国内制造业和摧毁别国制造业的能力（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比荷兰强大和英明。

  为此，德国著名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四章中指出：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慢慢的提升……，最终的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自由，那么他们能够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议会的。在都铎王室的统治下，英国的自由又在哪里?在当时，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9]

  “在我看来，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因为采取了某种政治制度带来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10]